中國生技交易成華府新焦點，BIO年會上的不安不只來自市場競爭

一筆跨境授權交易，過去常被解讀為藥廠尋找新分子、分散研發風險的正常操作。如今，在美中科技競爭升溫之下，同樣的交易開始被放進另一套語言裡：資本流向、智慧財產、臨床研發能力，以及是否讓關鍵生物技術外移。這也是今年BIO產業場合上籠罩美國生技界的一層緊張氣氛。

BioPharma Dive報導指出，圍繞中國生技交易監管的壓力，已成為業界難以迴避的政治變數。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John Moolenaar與眾議員Debbie Dingell於6月初提出《生技投資國家安全法》草案，目標是把部分涉及中國等「關切國家」相關實體的生技交易，納入美國對外投資審查框架。

根據委員會公布的說明，草案將使美國製藥公司的授權協議、合資案與股權投資，只要涉及特定外國相關人士，就可能須接受財政部審查。法案並要求財政部在諮詢衛生及公共服務部、國防部與國家情報總監後，於一年內制定執行規則。這代表審查對象不再只是工廠、設備或公司股權，也可能涵蓋一款藥物背後的研發權利與技術移轉。

草案討論版本的範圍相當寬。其所稱「生物技術」包括藥品、生物製劑、治療性化合物、藥物發現平台、臨床研發能力、生物製造，以及相關智慧財產與技術知識；其中還特別把向受涵蓋外國人士取得受限制技術授權，列為可能受管制的交易類型。這一點對跨國藥廠尤其敏感，因為近年許多中國新創與藥企，正是透過候選藥物授權與共同開發，進入全球藥物研發版圖。

國會方面點名的案例之一，是Bristol Myers Squibb與中國恆瑞醫藥公布、總額最高可達約152億美元的合作。Moolenaar另在5月致函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，主張美國資本與技術流入中國生技產業速度加快，並稱2025年跨國藥廠與中國生技公司之間的對外授權交易總額約達1360億美元。這些數字呈現的是一個產業現實：中國藥物研發能力已不只是承接製造或臨床外包，而是在早期發現、平台技術與候選藥物輸出上取得更高能見度。

對生技業而言，爭議不只在於是否需要國安防線，而在於界線如何畫。藥物研發高度依賴全球授權、臨床合作與資本分工；若規則過寬，可能拖慢交易、提高不確定性，甚至讓美國公司失去取得有潛力候選藥物的機會。反過來，支持管制者則認為，若把具軍民兩用或戰略價值的生物技術視為一般商業資產，長期可能削弱美國在醫藥創新與供應鏈上的主導能力。

目前仍有幾個關鍵限制需要說清楚。相關法案仍處於立法與草案階段，實際涵蓋哪些公司、哪些授權條件、哪些研發資料或製造知識，仍取決於後續條文與行政部門規則。BioPharma Dive的原始報導摘要也未提供BIO現場各方完整發言內容，因此更適合把這起事件理解為政策風向的升溫，而非既定監管結果。

真正的變化在於，生技產業的全球化正在被重新分類。過去一項分子授權可以被視為研發效率問題，現在也可能被問及誰掌握平台、誰取得資料、誰累積製造經驗，以及這些能力在下一輪醫藥競爭中會流向何處。對藥廠、投資人與病人而言，接下來的問題將是：國安審查能否精準處理敏感技術，而不把跨境新藥合作一併推入更漫長、更昂貴的等待。